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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 改变中国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来源:12月8日,新华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有了更加坚强政治保证。但党面临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和复杂性,党内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关系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必须下更大决心、勇气、气力抓紧抓好。 5年前,《八项规定》出台,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开启了一场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新吏治的作风之变。5年后,当初仅仅600余字之规定,却扭转着时代风气的深刻变化,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依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只凭这一点,它已远超当初许众人预期;而且,当时认为公款吃喝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出现如此显著改善。 作风建设,成绩斐然。5年来,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切入点,把全面从严治党为突破口,紧盯重要节点,从件件具体问题抓起,坚决杜绝“节日腐败”。截至今年10月,全国累查处超19.32万起,处理超26.3人,党政纪处分超14.5万人,真是累累硕果,成绩卓著,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与毅力。 这5年来,具体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风建设满意“答卷”。一开始就坚持问题导向,从具体的、细小的问题抓,从月饼、粽子等“小事小节”入手,狠刹“四风”。截至今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等三类突出问题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仅占3.5%。显然看出,违纪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减少,这更足以证明: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创新监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和新技术,大大拓宽监督渠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群众监督的浓厚氛围;“八项规定”修改实施细则,着重对改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规范、细化和完善;中纪委推出八项规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气,换新天。十八大以来,中央十二轮巡视和各级巡视巡察均把作为重要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逐渐固化为制度,构筑成反腐“天罗地网”,让隐变“四风”无处藏身。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只有将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进,得到群众的拥护,中国的明天才会希望。才能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断深入人心,人民满意,世界关注,“八项规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国大地,让中国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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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视野下的清代新疆区域法文化

日期: 2019-11-19 13:15:09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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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格局逐步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由古代迈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华法文化也进入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有清一代,由多民族而生的多元文化格局绚丽斑斓,新疆地域法文化尤为突出,国家制定法与各民族习惯法多元并存,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国家律例居于主导地位,与各民族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形成清代新疆区域法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清代新疆区域法文化是中华传统法文化在新疆地域发展演变的一种历史呈现,充分体现了新疆地域各民族对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共同缔造和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曾经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中原本位的影响,地方文化尤其是边疆区域文化的研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学界开始对该现象进行反思并以此为起点展开纠偏。对地方区域及边疆的研究转向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然而,对地方或区域的过度关注与强调又一定程度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及认识趋于碎片化、片面化与离散化,基于此,我们既不能抱持中原本位也不能偏执于地方或区域,需要以中华文化视野为统摄与导向展开整体观之下的区域研究,法文化亦如此。

  中华文明版图中的清代新疆区域法文化

  中华文化的内涵与构成始终是学界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长期以来其研究与探讨多为中原中心观之下的宏大泛化研究。当然,从主旨或内核上把握作为大地域国家的中国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或忽略差异而进行宏观研究是具有其基础性与合理性的,但是主观上忽略了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以中观、微观的区域研究对宏观研究进行补充、修正和完善,那么宏观泛化的中华文化研究注定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其结论也难以达致全面、客观、周延。近年来,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成与内涵的研究,汪荣祖、许倬云、黄枝连、汪晖等学者都已撰文或著书对“中原中心观”及学界对边疆文化的忽视甚至无视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就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多样化给予重视与关注。汪荣祖先生的言论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历史以来,中华文化即是由以汉文化为核心为主导的多样文化抟铸而成,指出正视历史中国的空间、族群等差异并展开相关研究对于形成周延之国史以及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自汉朝便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新疆,其区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学界对于新疆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地位的认识经历了较为曲折与漫长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发展的“六大区域说”,中原区、北部草原区、东北部高山森林区、西南部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同时期,谷苞先生提出三大片区说,“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国的疆域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片:地跨黄河、长江、珠江的农业区是一大片;长城以北的游牧区是一大片;青藏高原及邻近游牧区又是一大片,这一大片农业区和两大片游牧区都占有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并存着互不相同的生产体系”。苏秉琦先生则有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划分,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据苏秉琦阐释,其六大区系中,广义的北方又细化为西北、北方和东北三大块,即便“细化”,该著也对新疆区域无任何着墨。很显然,以上划分虽各有其合理性,但均过于宏观,我们无法找到能够客观反映西域文化全貌的能够将其纳入的板块或区域。

  近年来,专治边疆史的学者于逢春就历史中国的文明版图提出“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即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和海上文明板块,于此文明板块理论中西域文化被截然分为两个部分,天山以北被纳入大漠游牧板块,昆仑山与天山之间的南疆绿洲被纳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这样的理论建构存在一种基于宏大视野下忽略时空差异与变化的简单化约,清代以来天山以北经济形态的渐进变化、天山南北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完整性以及天山以南与中原在同为农业经济形态表象下的差异均未得到充分关注与吸纳。在后续研究中于逢春先生解释西域文化于该理论中处于大漠、泛中原、雪域文明板块的交叉点上,为以上文明板块博弈之焦点,如此解释虽似凸显西域文化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更显西域文化的被动,西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区域的地位仍未得到明确及应有的重视与认识。与于逢春观点相近的还有阎崇年先生最新提出的五大文明形态说,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青藏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其学说更为突出了东北文化的地位,西域文化于此学说中同样比较模糊。

  于西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地位之认识有所突破的是厉声先生。厉声先生以对历史上中国区域文明板块各说进行梳理和界定为基础,依据历史上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差异和特点,将中华文明版图修正完善为包括新疆在内的六大区域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西域绿洲农牧文明板块、青藏高原农牧文明板块、东南沿海海洋文明板块。至此,新疆区域文化才具有了作为中华文明版图重要组成的一个明确的地位和阐释,中华文化也因而得到更为全面、客观、综合与完整的总结概括。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格局逐步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由古代迈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华法文化也进入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有清一代,由多民族而生的多元文化格局绚丽斑斓,新疆地域法文化尤为突出,国家制定法与各民族习惯法多元并存,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国家律例居于主导地位,与各民族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形成清代新疆区域法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清代新疆区域法文化是中华传统法文化在新疆地域发展演变的一种历史呈现,充分体现了新疆地域各民族对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共同缔造和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曾经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中原本位的影响,地方文化尤其是边疆区域文化的研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学界开始对该现象进行反思并以此为起点展开纠偏。对地方区域及边疆的研究转向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然而,对地方或区域的过度关注与强调又一定程度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及认识趋于碎片化、片面化与离散化,基于此,我们既不能抱持中原本位也不能偏执于地方或区域,需要以中华文化视野为统摄与导向展开整体观之下的区域研究,法文化亦如此。

  中华文明版图中的清代新疆区域法文化

  中华文化的内涵与构成始终是学界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长期以来其研究与探讨多为中原中心观之下的宏大泛化研究。当然,从主旨或内核上把握作为大地域国家的中国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或忽略差异而进行宏观研究是具有其基础性与合理性的,但是主观上忽略了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以中观、微观的区域研究对宏观研究进行补充、修正和完善,那么宏观泛化的中华文化研究注定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其结论也难以达致全面、客观、周延。近年来,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成与内涵的研究,汪荣祖、许倬云、黄枝连、汪晖等学者都已撰文或著书对“中原中心观”及学界对边疆文化的忽视甚至无视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就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多样化给予重视与关注。汪荣祖先生的言论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历史以来,中华文化即是由以汉文化为核心为主导的多样文化抟铸而成,指出正视历史中国的空间、族群等差异并展开相关研究对于形成周延之国史以及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自汉朝便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新疆,其区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学界对于新疆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地位的认识经历了较为曲折与漫长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发展的“六大区域说”,中原区、北部草原区、东北部高山森林区、西南部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同时期,谷苞先生提出三大片区说,“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国的疆域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片:地跨黄河、长江、珠江的农业区是一大片;长城以北的游牧区是一大片;青藏高原及邻近游牧区又是一大片,这一大片农业区和两大片游牧区都占有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并存着互不相同的生产体系”。苏秉琦先生则有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划分,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据苏秉琦阐释,其六大区系中,广义的北方又细化为西北、北方和东北三大块,即便“细化”,该著也对新疆区域无任何着墨。很显然,以上划分虽各有其合理性,但均过于宏观,我们无法找到能够客观反映西域文化全貌的能够将其纳入的板块或区域。

  近年来,专治边疆史的学者于逢春就历史中国的文明版图提出“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即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和海上文明板块,于此文明板块理论中西域文化被截然分为两个部分,天山以北被纳入大漠游牧板块,昆仑山与天山之间的南疆绿洲被纳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这样的理论建构存在一种基于宏大视野下忽略时空差异与变化的简单化约,清代以来天山以北经济形态的渐进变化、天山南北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完整性以及天山以南与中原在同为农业经济形态表象下的差异均未得到充分关注与吸纳。在后续研究中于逢春先生解释西域文化于该理论中处于大漠、泛中原、雪域文明板块的交叉点上,为以上文明板块博弈之焦点,如此解释虽似凸显西域文化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更显西域文化的被动,西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区域的地位仍未得到明确及应有的重视与认识。与于逢春观点相近的还有阎崇年先生最新提出的五大文明形态说,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青藏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其学说更为突出了东北文化的地位,西域文化于此学说中同样比较模糊。

  于西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地位之认识有所突破的是厉声先生。厉声先生以对历史上中国区域文明板块各说进行梳理和界定为基础,依据历史上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差异和特点,将中华文明版图修正完善为包括新疆在内的六大区域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西域绿洲农牧文明板块、青藏高原农牧文明板块、东南沿海海洋文明板块。至此,新疆区域文化才具有了作为中华文明版图重要组成的一个明确的地位和阐释,中华文化也因而得到更为全面、客观、综合与完整的总结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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